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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科学」这个词是个外来词，它甚至不是像许多比如说严译那样是中国近代的翻译家例如严复先生通过英文词来造中文词，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虽然很多人说科学二字与我们的「格物致知」基本同义，但实际上这是两种东西，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述。

科学，Science，这个词最早是来自于拉丁文，Scientia，是学问或者知识的意思。很明显，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并不是书本上的公式与生活中的各种高科技产品。而更像是某种成体系的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

近现代科学的核心是什么

那么近现代科学的核心是什么呢？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前者是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科学精神的目标当然是追求真理，这一点倒是和「格物致知」的字面意思比较相近。而科学精神的核心，则应该是「任何人都能拥有求真务实与理性怀疑的权利」。

求真务实，求真意味着研究科学的目标在于探求真理，也就是探求万物运作的规律。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务实，也就是从实际需求出手，因为研究科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让我们不必再把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二十四小时中百分之一百的时间花在怎样让自己活到明天上。

理性怀疑则相对容易理解，我们举个例子：

两朵乌云摧毁了整座经典物理学大厦，如今的经典物理学只是在属于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超高层摩天大楼旁边的一小块名为「宏观低速领域」的保留地上的一栋附属建筑。但当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几乎整个科学界都反对他。原因无他：相对论是近现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反直觉」的理论：没有学过相对论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他的体感时间或者说他的固有时会变慢。而在爱丁顿在日全食观测被月亮挡住的太阳，得到太阳的引力偏转了从太阳旁边经过的星光的结论之后------光是电磁波没有质量，经典物理学认为没有质量的光不可能被引力偏转，而爱丁顿的观察结果只有广义相对论才能给出完美的解释。从这以后经典物理学大厦才算是彻底倒掉。

那么问题来了，整个科学界在反对爱因斯坦的时候，即使反对他反对的最激进的人也没有扬言说爱因斯坦再敢研究下去就要雇暗杀兵开着黑色高级车把他干掉。而在爱丁顿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经典物理学是错的之后，科学界很快接受了相对论，并且以同样快的速度承认了经典物理是错的，而爱因斯坦是对的。

这就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理性怀疑的权利」，你认为我是错的，我不能逼着你不准你说话。你证明了我是错的你是对的，我就必须承认我是错的你是对的。或者说：一切以事实为准而不以权威为准，对于异见你可以反对他，但是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他发出异见的权利。

科学方法则比较简单：我们应该如何探求世界运作的规律？又应该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来为自己办事？科学方法是一套完整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体系，可以用于看待事物，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得到的知识等诸多使用方法：往大里说：理性质疑，尝试证伪，概念分析，逻辑推演，实验验证，归纳演绎，乃至从结论中提出新的问题，然后重复以上过程。往小里说：控制变量，建立理想模型，将看不见的转化为看得见的，等效的东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前提下可以相互替代，分类与比较异同，在条件需要的情况下进行逆向思考，在条件需要的情况下比例放大或缩小部分因素使结果易于观测，在需要这么做的情况下将部分要素无限逼近极限，在需要这么做的情况下进行反证法。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更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研究科学的过程，是探求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来为自己办事。或者用老派一点的说法：如何看待自然、如何研究自然、如何征服自然，如何改造自然。

有了这些前提，我们就把问题转化成了：中国古代有没有可供科学技术与科学方法生长的土壤？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去图书馆找中国古代史来得到书本上的答案：没有。但接下来，为什么没有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看没有这种土壤的古代中国，与有这种土壤的古代与近代西方。到底有什么区别：

古代西方科学研究相关

说到古代西方的科学研究，就不能不提古希腊：近现代科学精神的开端就在古希腊，古希腊人既从实际角度去解决问题，又没有只追求眼前事务而忽视对真理的追求。当然，古希腊学者们使用的很多研究方法也不符合科学的要求，他们所做出的许多结论同样错误百出，因此他们取得的成就也未必比其他人类古代文明文明高出很多，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所有这些成就的获得过程，都围绕着名为「探求真理」的主要目的。如果研究万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些思维方法的价值」就会相当困难，而后者恰恰就是得到那些科学方法的前提。而古希腊学者在研究万物，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恰恰是发现，建立，并采用了一系列全新的、不同于基于神秘主义，宗教，直觉，和简单经验总结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这些思维方式后来几乎成为了整套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石。后来的科学家们不断给他添砖加瓦，但其核心几乎从来没有变过。

与此同时，古希腊学者取得的这一项伟大的成就，又和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和初步成型的社会制度是脱不开关系的。当时雅典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相对开放，对理性质疑持相对宽容态度------古希腊对理念分歧者的最大处罚也仅仅是陶片放逐法，当时的雅典公民即使和执政官发生了理念上的分歧和严重冲突，即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执政官是对的他是错的，只要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在实质上伤害他人，比如将辩论和吵架升级为斗殴，他会受到的最严重处罚也仅仅是五到十年的禁止回到城邦，同时他在城邦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而在社会制度方面，即使当时的投票制度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女性没有投票权，例如他们当时仍然蓄奴，奴隶当然没有公民权，也就不具备投票权。但是雅典城邦在做出决策时，切实的包括了「需要多数人支持才能通过与推行这个决策」这一制度。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也代表着真理的价值，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接下来就是中世纪与后来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对真理的追求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领域中迅速淡出，一旦科学精神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科学发展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科学发展也在表面上趋于停滞。

（注：本文中提到的中世纪欧洲不包括拜占庭帝国与东欧/西伯利亚区域）

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完全如此：中世纪欧洲一直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下，虽说各大王国纷纷使用分封制固化各阶级与各阶级既得利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较为激烈，所以战争仍然频繁。与此同时，分封制中的上下级关系看上去是绝对的，但基于各种因素，还不到上级能够几乎完全控制下级的程度，实际上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阳奉阴违这样的操作，再加上「很多时候上下级之间或同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较为激烈」这一点提供了在某些时候必须克服权威障碍才行的情况下，当时的权威实际上也并不是绝对的。

这样一来，当时的环境不但实质上使「追求真理」在军事技术的发展这一实际需求面前变得有意义甚至有必要，而且也意味着当时的权威看似绝对，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不少无法覆盖的领域------例如就在文艺复兴之前发生的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发展，同时那也是摧毁西欧庄园封建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给科学精神的幼苗留出了一点生长空间。虽然这土壤很少而且相对贫瘠，但他确实是存在的。

这样一来，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发展看似停滞，实际上却是缓慢的积蓄着力量。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虽然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的最高一级确实是君权神授的，然而神权和世俗权力之间同样存在着深层矛盾，甚至同样冲突不断。而一千多年之后，从启蒙运动开始，正是因为欧洲人民通过斗争打破了宗教的长期恐怖与长期束缚，实现了真理二字从被宗教神权的垄断向理性之道和世间所有人的回归，科学几乎是立刻卷土重来。人类的科学发展终于奔向了野花盛开的时代：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再到牛顿，在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全面发展之下，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自然也随之而来。

很好，但是科学在欧洲以这样的路线发展的同时，古代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点：地理环境与农耕经济决定了古代中华文化较为保守

首先，中国和欧洲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可耕种的，并且相对于欧洲的人口发展来说，欧洲的陆地总面积------我找不到更加委婉的话语：很小。这个事实可以从「如今欧洲的全部可耕种土地中几乎没有未经开发的自然林地」这一点上窥一斑而知全豹。而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竞争，与战争自然不能说少，这样的环境无一不透露着「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在欧洲大陆上活得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与合作可以提升双方在科学研究上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后者则成为了科技发展的基础；竞争与战争则要求各国通过发展科技来增强自己在军事技术上和其他方面上的实力，军事技术上的实力------例如让军队装备攻城车和投石器------可以让国家通过政治和战争获得更多的土地，其他方面上的实力------例如在农耕中引入上射式水轮，风车磨坊，轮作休耕制度与农家肥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粮食产出------则可以通过「向科技发展要资源」的形式，用同样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或者让同样数量的人生活得更好。

而相对欧洲来说，古代中国的环境可谓是得天独厚：数千年前的中华民族首先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发祥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那时先人崇拜的图腾与现在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中国龙别无二致，证明了他们确实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发展出了借助金属制农具和牲口的力量提高耕作效率与速度的方法，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依靠农耕经济发展出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与此同时，东亚大陆自身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形：西方和西南方有崇山峻岭，南方有大片的亚热带/热带丛林，东方和东南方是大海，西北方则还有茫茫大漠。唯一容易攻进去的北方草原上有着许多游牧民族，但一方面对于他们的小打小闹，中原的北界上矗立着长城；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真的大规模入侵，造成战乱与分裂，甚至代替中原人成为中原的统治者，由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凝聚力与向心力实在太强，这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主逐渐的也会被同化进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即使中原没被北边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而日臻博大的同时，本来就善于长期吸敢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使之交相辉映，增添异彩。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缺乏扩张与发展的动机：既然古代中国可以在几乎没人和他进行直接竞争，最多东边和东南边有几个小喽啰偶尔跳几下，北边的游牧民族即使打进来了也会因为中原不能像草原一样让游牧民族生活发展而难以深入中原只能自行离开，即使他们真的入主中原也会被中华文化同化成自己人，这种相对安逸的环境自然与同时期的欧洲大陆大相径庭。

这意味着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属于相对自守内敛的内向型文化，与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偏向于扩张和进取的外向型文化截然不同，既然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也没有发展科技的必要，既然不发展科技不提高生产力，现有的土地和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就足以让大家都活得很好，那大家还发展什么科技呢？

与此同时，基于中华文明在近代之前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一直是古代东亚及其周边地区最强大的文明，甚至在大部分时间内中华文明的体量------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文化实力------甚至明显高于周边小国体量之和，因此古代中国与周边小国进行交流的时候时时抱有「天朝上国」的高傲心态。

这意味着虽然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甚至远洋航海能力，但在明朝中后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产生过成体系的或官方或民间的海洋贸易活动。官方确实有朝贡贸易，但是朝贡贸易本身主要是服从于政治需求，需要在海外扬威，作为周边小国「万国来朝」的附属品而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搜集欲。因此古代中国开设朝贡贸易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通常是不计得失，甚至就是要周边小国使节队赚钱自己亏钱的。

以上的各种要素共同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发展与扩张上没有太大的兴趣，统治者想着要什么发展扩张我自己能天天享乐还不够吗，普通老百姓想着为什么要发展扩展我自己种地或者经商能养活自己就足够了，未知的远方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隐患是远大于机遇的。再加上古代中国------只要它是一个大一统王朝，也就是说不包括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四周要么是难以越过的天险要么是大海要么是对于古代人的行动能力来说走不到头的草原或沙漠，而海的那边有什么同样几乎无人关心，这让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很容易就会产生「比我掌握了更多的土地的只有天上的天神」的错觉，从而倾向于对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张不抱有明显的兴趣。

与此同时，从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土地买卖，城市经济发展与其间接导致的农民离土自由，在较为广泛的区域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有效购买力的货币的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些东西大多都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与末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和封建庄园制度格格不入，他们的出现和发展对与封建庄园制度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冲击，甚至这些东西在中世纪的结束这件事情上有不小的作用。

然而这些东西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比他们在中世纪欧洲出现早多了，以货币为例，秦半两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就出现了，就连十分先进的纸币也在宋朝就出现了，那大概是在公元十一世纪的时候。土地买卖在战国秦汉就已经比较普遍，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几乎没有能力活着「离土」，需要从庄园逃亡到城市里，并且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算是真正离土。而中国历史上多次从北向南的大迁徙意味着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农民和土地就不是绑定的了，当然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士农工商身份的流动性也不算低。城市经济就不说了，中国古代出过多少占地面积较大的历史名城啊！

所以，古代中国虽然是农耕社会，但并不能说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起步的很晚，恰恰相反，他甚至十分早熟。但与此同时，古代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让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依附于农耕社会本身，而不是西欧的两者相互独立。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往往是重农抑商的，他们认为让农民离开土地会增加统治中的变数，哪怕变数只是从零上升到零点一，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在重农抑商的情况下可以享乐，就认为尝试其他方法会增加统治过程中的变数，反正不改变也能坐着享乐，那为什么要改变呢？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早熟又不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不能产生于古代中国。而如果古代中国并不重农抑商的情况下，我们不难可以看出商业与科技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可以显现于古代中国：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会间接促进数学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会促进交通方式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则最终会通过大工厂批量生产，以及在此之后的流水线批量生产等要素，间接的通往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没错，这就是上文讲到的「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一个好例子，商业在古代中国始终依附于农耕社会，不能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一来很大的一块「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失去了。

第二点：为什么古代中国产生不了真正的科学方法

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来说，表现在中国人意识、思维和行动中的中国文化特点主要有三：以道德为中心，其他一切文化形式都仅仅是道德的附庸；以动机为中心，重视人们做某件事的行为动机而忽视其效果，这在很多情况下同样意味着忽视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与完善；以权力和金钱为中心，权力与金钱在中国人的世俗价值选择中往往处于核心地位，从而造就了官本位和钱本位的社会价值格局。

首先是以道德为中心，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以道德为中心」中的道德，实际指的就是儒家主张的道德观念，儒家道德观念中的「仁」和「义」，主要考察的是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在其中的主管价值选择。比如说人们在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群己关系和公私关系中的二元对立来实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动中近乎非黑即白的善恶观念。与此同时，儒家道德观念对于人们价值选择的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先入为主现象。

儒家道德观念对物质世界的思考则主要在天人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其目的实际上也最终导向关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智慧的启示，而不是对自然世界奥秘的探索。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求知的目的不是对事物运行机理和法则的揭示，而是对人的行动及其中价值选择的启示。

但与此同时，科学精神的核心目标却是追求真理，很明显真理是客观的------印在书本上的公式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儒家道德观念所关注的焦点，却是人的主观动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作为儒家道德观念之核心，也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评价事物的普世最高标准，也就是善恶观念，它同样是个主观标准。两者在理念上的直接冲突，导致儒家学子在研究自然现象的生活，几乎总是会把善恶观念这样一个主观标准掺杂到客观的自然进程中去。显而易见，这样既不可能得到什么严谨的客观结论，也不可能寻求到真正的客观真理。

这么看来，儒家道德观念或许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雏形，但他一定与自然科学背道而驰，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只剩儒家了。所以我们在几乎整个基于儒家思想的古代中国知识与无法体现中，自然是找不到自然科学的身影的------他根本就不在那里。

与此同时，因为儒家道德观念在评价事物时几乎都采用简单的善恶对立的二元观念。因此儒家学子在使用儒家道德观念对事物，尤其是对人的社会行为做出评价时，产生的也必然是二元化的结果，例如非善即恶，例如非好即坏。但是在这种评价方式只考虑「某一事物、某一行为、某一现象的最终结果对自己或某特定主体是否符合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或非黑即白的是否对自己或某特定主体有利」的前提下，儒家学子将会无从考虑这一结果的发生是否与其他事物有可被复现的因果联系，或者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这一结果的发生之间是否有相对恒定，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

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就会指向基于区区直觉和简单经验总结的思维方式，同时里面还会参杂一些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说你呢宋明理学，眼睛别往别处看！）的成分。虽然参杂了这些别的，但他基本上就是个简单经验主义：只求得到一个符合需要的能用的结果，只求仅仅解决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而对问题之下或之上的深层原因几乎不感兴趣，更别说对那些深层原因进行探索和分析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都需要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思辨推理能力，而想要仅靠任何形式的简单经验主义来解决需要使用抽象思维能力和思辨推理能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我找不到更加委婉的说法，这么做无异于妄想通过搭人梯的方式从地球登上月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实际上肯定不会这么理想，实际情况可能更接近于：通过实践得到了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然后就并不出人意料的停滞在浅尝辄止的水平，最终仍然只是个知其然而不知也不想知其所以然的结局。显然这样是不可能发现暗藏在「大量现象的集合」背后的客观规律的，至于以此总结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和具有实用性的科学方法，那就更是空谈了。

与此同时，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道德价值」和「善恶价值」都是主观标准，他们主要是取决于观察和评价的角度，例如公私、义利、理欲、天人、群己、以及人际之间，等等等等。那么既然要以这些主观价值要求作为核心价值观，然后用它去对客观现象进行分析评价，那么自然就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观愿望所干扰，从而产生类似于「假如大家都遵守道德规范，结果应该是这样」，或者「假如道德规范是对的，这个现象应该这样解释才符合要求」的思维定势。我通过互联网得知部分社会学家将其称为所谓的「应然价值中心论」。

很明显，这种基本无法满足的条件判断，本质上不过是基于观察者自身道德期待的主观愿望，并且常常是部分或者几乎完全不符合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的，而真实的历史则常常呈现出与人的道德期待完全相反的情形。

于是问题就会变得相当有趣：我们知道，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重要前提，是承认客观必然性，排除已经被客观事实所证伪的错误理论，建立可以正确反映客观现象的理论与知识体系。但是在这种基于道德标准的所谓「应然价值中心论」之下，一旦人们遇到违背道德法则的现象，出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标准等这一类主观因素的驱动，人们往往无法接受现实，并以此产生对现实的排斥。如果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排斥对理论的实证检验权和排斥对理论的证伪权。

很明显，既然他们都走到这一步了，那我也得说的不客气一点：排斥对理论的实证检验权和对理论的证伪权，等效于排斥与主观道德观念没有关系的客观真理和追求这些真理的权利与努力，也就是排斥科学和科学精神；如果没有客观性思维，不相信真理的客观实在性，就不可能产生探索真理的兴趣、坚持真理的勇气，也就不可能形成足以造就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点：为什么古代中国无法存在培养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土壤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Part！好耶！

但是在高兴过后，我们还是要来看这倒数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论证了儒家思想对科学精神与科学发展的危害性，然后基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汉代之后历朝历代基本上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环境条件，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得出古代中国无法存在培养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土壤的原因了。但实际上就真的只有这样吗？

并没有，因为还存在一个此前没有细讲的群体或个人：统治阶级。

首先，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道德的存在意义，和道德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文明的生存需求。例如：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大部分成年且健康的人都选择主动帮助老弱病残的人，其最终结果是提高了这个群体以及群体内每一个人的生存率。而且这很有可能就是道德二字的开端。

但是对于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尤其是以道德，权力和金钱为中心的古代中国文化来说，居于核心地位的所谓「道德」，实际上成为了统治阶级用于控制社会的手段，同时维护既有社会秩序，保卫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一种观念力量。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树懒统治世界，它会把速度慢定义为阳刚。如果霸王龙统治世界，它会把手短定义为阳刚。如果鼹鼠统治世界，它会把视力差定义为阳刚。很明显，在这个例子中，「阳刚」并不仅仅是掩盖统治阶级弱项的办法，实际情况更接近于：统治者宣扬名为「阳刚是好的，不阳刚是罪该万死的，我比你们所有人都阳刚的多，所以你们必须听我的」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来满足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也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目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儒家道德观念所建立和捍卫的所谓「道德」，其主要内容无外乎被后人总结为三纲五常的纲常礼教，同时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社会规范的背后，正是统治阶级需要保护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封建社会秩序------他们无一不或间接或直接的指向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既得利益，即「只有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如果有统治阶级以外的人妄想统治国家，他应该被天诛地灭」这句话的合法性与至高地位。换句话说，传统道德本身就拥有基于」保护权威与统治阶级、权威与统治阶级不容置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这些目的的存在需求，也就是儒家经典中所谓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但是与此同时，科学精神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理性质疑与求真务实的权力，目的当然是排除谬误、发现真理。但是鉴于即使仅仅是以上这句话本身，他都已经成为准确指向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要害位置的利剑。因此传统道德就必须被统治阶级改造成统治阶级既有秩序和权威的遮羞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直接破坏平民阶级每一代人的理性质疑与求真务实的能力。只有这么做，统治阶级才能让这柄利剑对自己失去威胁------这么做当然不能让利剑不再准确的指向自己的要害，但如果空有这柄利剑，而没有任何持剑的人，那么它当然不能伤到统治阶级分毫。

于是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把儒术变成了统治阶级手中任其玩弄的橡皮泥。于是即使有任何与统治阶级手中的儒家道德观念的冲突，对儒家道德观念持异见的人，他的敌人除了统治阶级以外，还包括从小在儒家道德观念中长大，从小被儒家道德观念洗脑，从小就因为被儒家道德观念破坏而丧失了理性质疑与求真务实的能力的绝大部分平民阶层。也就是说，对儒家道德观念持异见的人，他的敌人几乎是整个古代中国文明，老实说，没有人能做到以一己之力毁灭一个国家。

正因如此，在这种地位与资源极端不对等的冲突中，试图按照科学精神的要求去追求真理的少数社会成员，最终几乎必然被代表权威、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跟随统治阶级的几乎全部社会势力共同毁灭。当然，一同陪葬的还有人们追求真理的最初尝试，以及科学精神的萌芽。在这种权威永远伟大光明正确，同时没人关心真假对错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对于求知者来说，追求真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甚至自身生存的考虑，为了达成江山永固这一目的的统治阶级，就必须破坏平民理性质疑与求真务实的能力，以此来阻止科学这个救世主的诞生。不然一旦科学诞生，统治阶级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容易被科学和掌握了科学知识的进步人士所颠覆------因为他们研究科学研究的越多越深，他们的力量就越强大。

这样的文化与制度背景同样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欧洲，但中世纪欧洲与古代中国仍然有较大区别：如上文「古代西方科学研究相关」所述，中世纪欧洲的「权威」实质上并不绝对，而且神权与世俗权力也并不统一，前者属于教皇，后者属于国王，两者之间也完全不是铁板一块。而古代中国虽然也算是君权神授，但神权与世俗权力却高度融合，统治阶级祭神时祭的是虚无缥缈的「天」，教会之类的东西当然更不存在。至于佛教道教这些宗教，实质上几乎没有入过统治阶级的眼，即使有，大多也只是出于兴趣和娱乐的目的。

正因如此，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都保持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状态。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德权威」对社会的支配力量，实质上远远超过西方的神权，其统治地位几乎牢不可破。至于如果你要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残酷至极的宗教裁判所来反驳我，那我当然也可以用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来反驳你。至于如果你仍然想要在这种地狱级别的环境里寻找能够培养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土壤……在鸡蛋里头挑蚊子有什么意义吗？

古代中国有过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与科学方法的土壤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令人惊讶：有，而且甚至还特别早。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实在是中国古代史上几乎唯一的一朵奇葩：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压根就还没存在过，周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存在感低下，各诸侯国事实上独立。在这样的一个夏商周统统未曾有过的大变革时代，为了最终夺取天下，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各诸侯国国君纷纷励精图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发展扩张，然后逐鹿中原。

如果硬要进行比喻的话，这个时期的各诸侯国就相当于分封制相对淡薄，没有君权神授因为也没有神，并且对内治理十分类似于雅典城邦------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相对开放，道德标准不完全成型，对理性质疑持相对宽容态度------的中世纪欧洲各国。对于战乱中的诸侯和城邦，出于变化图强的现实需求，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与互相竞争，使追求真理变得有意义；为了国家的发展扩张，对理性质疑持相对宽容态度，并且允许甚至鼓励多数平民求真求实的各诸侯国国君，使得对真理的追求有可能得到当权者的支持。

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如果说西方科学发展中，从文艺复兴开始，是一个对于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来说野花盛开的时代，那么对于东亚大陆来说，这个野花盛开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了。这个时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少有的理论高峰，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学说、理论，在这个时期都能找到萌芽。那是一个群星闪烁，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在早期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一步，又一步。

可惜啊！春秋战国时期来得实在太早太早，并且结束的也相对太快。秦朝成功夺取天下后选择以法家治国，汉朝确立了儒表法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来得实在太早太早，而任何理论在其早期的发展大多很慢且不可能一帆风顺，再加上春秋战国时期结束的也相对太快，导致在诸子百家因独尊儒术而各自衰落的时候，这些宝贵的探索以及当时得到的成果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

接下来从秦汉一直到晚清的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在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导的古代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人们普遍一昧的推崇治世，厌恶乱世，很难对乱世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反思，甚至都没人想过乱世竟还能有积极意义。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不可能像近代西方科学家那样，在深入分析、总结前人留下的知识财富的基础上，能够最终比前人做得更好。

而且基于上文全部三点所述，这种总结与进步所需的社会背景条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为统治者所控制的儒家道德观念主导下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一个也不具备：你想研究人的思想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想研究如何做人、如何做官、如何处世，那是统治者和统治者控制下的儒家道德观念所允许的，所以没问题；但是你想研究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你想研究墨家，研究杂家？「呸！奇技淫巧！来人把他关进大牢里去！」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轰开国门，科学的价值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个事实面前最终得到了承认，至于科学技术与科学方法的全面回归，对于全国发展相对突出的地方，例如北京上海来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对于各苏区来说依解放时间而各有不同，而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则要等到共和国建国之后。

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科技进步，都是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作为基础才能取得的。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现代意识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缺少科学精神约等于缺少创新能力，缺少科学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走向衰亡。既然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为什么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中，以及未来的工作中，应该如何防范和克服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坏处，大家的心里应该也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了吧？

参考文献：

赵帅,司汉武,杨静.论道德中心文化对科学精神的消解作用[J].理论与改革. 2012(02)

范振杰.中国古代科学及科学精神之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7 (01)

上海高中所有历史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由于上海高中已不再使用沪教版历史教材，我无法查到这些书的具体信息，书本身也现在在我家里而不在我身边

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